《闳议》访谈节目由《中国科学院院刊》与星空网页版登录入口联合出品，通过采访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，深度探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领域的发展前路。以客观、精准的解读，科学、前瞻的思考，为站在“两个一百年”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发展破题解惑，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力量。崇论闳议，寻策问道。

中国网/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，与之伴生的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科技界的关注。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进程中，教育科技人才“三位一体”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如何提升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能力？如何培养一流科技领军人才？在“三位一体”发展中，教育应该如何发挥支撑作用？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之际，《闳议》节目组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七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胡海岩。

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做三件事

中国网：科技伦理治理作为科技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推动科技向善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、健康、强劲动能的重要保障。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，对于新时期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体系，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，强化科技伦理教育，您有哪些意见与建议？

胡海岩：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等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，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。

近年来，随着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，我们面临过去从未想象到的挑战。例如，最近几个月出现的DeepSeek，既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，也带来不少堪忧。例如，在科学技术研究中，我们应该怎样使用DeepSeek？尤其是在科技写作方面，我认为必须受到科技伦理的制约。

2022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对科技伦理治理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，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模式、监管框架、制度体系，是我国科技治理方面的一个里程碑。我们下一步的工作，是要根据两办的文件精神，把几件事情做好，实现科技创新和风险防范的统一。

第一件事情是治理能力的提升。科技伦理的治理，是一个多元化主体彼此协商、共同合作的过程。以DeepSeek为例，产品开发商的研发目标和价值取向，用户的体验感受和使用效果等，未必能完全一致。即使在用户层面，学术共同体怎么看？学者个体怎么看？我认为是有差异的。作为大学教师，我非常担心研究生用DeepSeek去完成论文写作。但对研究生而言，则认为DeepSeek是提供方便的写作工具。因此，我们的科技伦理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。大学、研究机构要有严格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，许多工作需要细化。例如，对科技伦理的审查应该进入对岗位职责的考核、晋级的标准中。

第二件事情是科技伦理的教育。据我所知，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中，科技伦理教育已做到全覆盖。但在其他类别的高等教育中，比如理学、工学和农学中，未必覆盖得很好。在研究性大学，可能覆盖得好些，但在教学型大学，可能还鲜有这方面的教育。今天，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，即使在教学型大学，也正面临科技伦理问题。此外，在科技伦理教育方面，我们还缺少足够的教师。一是缺少能够系统开设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教师；二是缺少能够把科技伦理嵌入到专业课中的教师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全面加强科技伦理教育。

最后一件事情，是科技伦理治理的研究。近年来，在许多新兴领域，都不断有新技术出现，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。例如，无人驾驶技术、自动翻译技术、脑机接口技术等。如何把它们的发展、产品和市场规范好，值得大力研究。高校、研究所、企业应该搭建交流平台，协同研究科技伦理治理中的新问题。

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的差异化格局

中国网：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七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，您认为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在国家科技向善、科技伦理治理方面，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

胡海岩：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承担了科技伦理研究工作。我们每年都部署若干个科技伦理研究项目，并主办一次科技伦理研讨会。2024年，我们尝试把国内研讨会拓展为国际研讨会，成效很好。当今中国科技发展已经与世界科技发展同步，我们面临不少科技伦理问题，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面临类似问题。这次研讨会，我们请了十多位国际著名的科技伦理研究学者，与国内的顶级学者在一起进行研讨。在生命科学与医学、人工智能等方面，形成了若干共识，甚至产生了共鸣。

当然，全球各国的经济水平、科技水平差异巨大。科技伦理治理需要根据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进行规范。因此，我们不仅要发出中国声音，还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，更好地体现全球学术界的利益需求。

院士群体对国家科技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

中国网：今年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，您能否介绍一下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院士们是如何挺膺担当、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发展的？

胡海岩：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之初，就凝聚了我国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。我是从事力学研究的，谈到这个话题，自然会想到学部成立之初创建我国力学事业的前辈科学家。

1955年学部成立时，著名力学家周培源先生、钱伟长先生、张维先生、钱令希先生成为首届学部委员。不久，钱学森先生、郭永怀先生相继回国，并在1957年增补为学部委员。这六位力学家身上所体现的科学家精神，对于我国力学界具有重要示范作用。

1956年，国家制定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》钱学森等六位力学家都参加了这项重要工作。我记得，数百位科学家们向国家建议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。其中，钱学森先生领导论证了第37项任务——喷气和火箭技术，张维先生领导论证了第32项任务——大型土木水利建设。他们站在国家高度进行前瞻思考，制定的规划经得起历史检验，非常成功。此后，在“两弹一星”“863计划”和“973计划”等重要历史节点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科学家都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为国家科技发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、战略性的政策建议。

除了为国家科技发展献计献策，上述六位力学家在引领科技发展方面也起了关键作用。例如，在“两弹一星”研究中，钱学森先生领导开创了我国的远程火箭和导弹事业；郭永怀先生最初领导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工作，后来又参加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。他们带领一批年轻人，在异常艰苦的条件创造了人间奇迹，成为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。我想，这一个例子就能使我们感受到70年来院士群体对国家科技发展所起的重要引领作用。

遴选和培养优秀人才的三个关注点

中国网：面向未来，对于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，培养一流科技领军人才，您有哪些建议？您对年轻一代院士和科技工作者有怎样的期许？

胡海岩：我去年起承担学部的一个综合咨询项目，研究国防科技工业领军人才的“三位一体”培养工作。这里的“三位一体”就是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三位一体。通过这项研究，我对青年学者成长有许多感受和期待。今天谈两个方面的期待：第一个方面是对学术共同体的期待，第二个方面是对年轻个体的期待。

在我国学术界，不可谓不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。但通常说到优秀人才，就会谈到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，也就是社会各界所说的“帽子”。久而久之，人们把“帽子”等同于人才，并形成了惯性思维。在这种惯性思维下，几乎所有的大学、研究所都竞相攀比拥有“帽子”的人数。这导致我国学术界呈现全球罕见的层级化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，产生了许多急功近利的行为。我为这种发展态势感到担忧。

因此，学术共同体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反思和整治。例如，在遴选和培养优秀人才时，应该放弃从量化指标去考察青年学者，更加关注候选人的最重要贡献，尤其是以下几点：第一是否拓展了科技前沿；第二是否解决了重要难题；第三是否坚持从事基础性工作；第四是否打通科技创新链条不畅中的薄弱环节。我认为，评价优秀人才重在看其做出的贡献，而不应看其掌握的学术资源、拥有的学术奖励。

我们距离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，只剩十年的时间。我希望在这十年中，青年学者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。因此，我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期待有三点。第一是不忘初心，始终保持对科学研究的热爱、对追求真理的执着，淡化对各种“帽子”的追求；第二，牢记使命，勇于创新，敢于在前沿领域开辟新方向，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；第三，重视科技伦理，恪守学术规范，尊重知识产权，善于团结协作，共同攻克重大科学技术难题。

“三位一体”培养人才的教育责任

中国网：您在高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在教育科技人才“三位一体”发展中，您认为教育应该如何发挥支撑作用？

胡海岩：“三位一体”就是教育、科技和人才工作要相互促进，一体化发展。对高校来说，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要有科学技术的前瞻性。不能是今天赶这个产品热点，明天再换个技术热点。对于高校教师，也要有前瞻性思维。通常，教师具有比学生更加丰富的阅历，有责任从大空间范围、长时间尺度来引导年轻人对未来的思考，引导他们跑好人生的“马拉松”。这是教师的基本职责。

目前，高校人才培养与科技发展还有些脱节的地方，有些教学内容已经陈旧。即使对于数理化等基础课程，虽然其内涵变化不大，但应用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如果基础课教师不了解当代科技发展，则无法按照“三位一体”的要求去培养人才。

当然，在人才成长中，内因起着决定性作用。因此，教师要激励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。我刚才谈到的几位杰出力学家，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学术报国的理想，并为之奋斗一生。我认为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犹如是一场马拉松长跑。青年学者要摒弃“不能输在起点上”的观点，更不要拿出“跑百米”的力气去争“帽子”。这样很难成为真正的人才，也很难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就。

打造世界一流的院士群体需做好几件事

中国网：您对于未来10—20年学部的发展有怎样的愿景？ 

胡海岩：再过25年，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得以实现。到那时，中国科学院学部，也就是我们的院士群体，应该是世界一流的院士群体。为了建设好这个群体，我认为要做好几项工作。

第一，要落实好中央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要求，提升院士群体质量，维护院士称号纯洁性。尤其在院士遴选方面，要做到更加科学、更加公正。要把那些攻坚克难、解决重大问题、做出重大贡献的候选人遴选出来。这是建设世界一流院士群体的前提。

第二，要更好发挥院士群体的表率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四个表率”，将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。近年来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深切体会到“四个表率”中“甘为人梯、奖掖后学”的重要性。因此，要投入更多精力推进“三位一体”的人才培养工作，率先垂范，培育全面超越自己的优秀青年人才。

第三，在加强科学道德建设方面，要根据形势变化，做更加扎实和细致的工作。例如，在科技伦理研究方面，我们要直面新问题，组织跨多学科队伍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。我们的研究成果要与世界科技界共享，要发出中国声音。

（本期策划：杨柳春、王振红；编审：杨柳春、王振红、王虔；编辑：王虔、武一男。出品：《中国科学院院刊》、星空网页版登录入口）